官员：“佶屈聱牙” 汉字注音

　　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。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，为此，他注意“采访夷情”，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，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，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。

　　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，55岁时，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。怎奈当年没有音标，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。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、常用的专有名词、英文数词、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，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，为了便于记忆，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，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“柴诺”，doctor后注“诺克拓”，trade注“吐烈”。

　　到了晚清，皇权已被架空，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。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，但他仍然是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”。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，他不会外语，却深谙“临时抱佛脚”之道：每每出使之前，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，现学现卖，倒也应酬得来。

　　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，李鸿章又请来翻译，想重操故技。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，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。最后，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，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：“请坐——杀鸡切细”(Садитесь)，“谢谢——四包锡箔”(Спасибо)，“再见——大四位达理也”(До свидания)”等等。虽说方法不考究，但沟通效果却不差。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，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，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，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，询问丘吉尔：“首相阁下，您说的英语，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?”

　　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。《翁文恭公日记》记载：“诣总理衙门，群公皆集。未初，各国来拜年。余避西席，遥望中席，约有廿余人，曾侯与作夷语，啁啾不已。”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，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“啁啾不已”，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“流利但不合文法”。

　　文人：口诵笔译终成“温拿”

　　对于沪上小姐张爱玲来说，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，再由英文译成中文，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。反反复复，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。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。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，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，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。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，说她，“无论是什么英文书，她能拿起来就看，即使是译本物理或是化学书。”三年工夫没有白费，看来，正应了张爱玲在《十八春》里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，十年、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;而对于年轻人而言，三年、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”

　　商人：英汉夹杂“洋泾浜”语

　　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“How do you do”时，地球的另一端，美国人早已用“Long time no see”相互寒暄。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，Chinglish竟成了一时的风尚。其实，这种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的英语，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。

　　自《五口通商章程》签订后，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。一时间，外商云集，仅上海一地，刚刚开埠一个月，就有11家洋行，1847年增至39家，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。贸易量的不断攀升，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。

　　然而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，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，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。在与外商交谈时，连估带猜、中英夹杂，再融入些上海口音，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。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，于是人们把这种“四不像”似的语言称为“洋泾浜英语”。

　　当然，“洋泾浜英语”并非上海特有，在广州、澳门、哈尔滨、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。1949年之后，中国各地相继解放。在上海，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，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不要以为“洋泾浜英语”就此绝种，你早上吃的“吐司”(toast)、喝点“咖啡”(coffee)、抽的“雪茄”(cigar)、坐的“的士”(taxi)、穿的“派克大衣”(parka)都是“洋泾浜”。当然，你很快还会在英语中见到dama(大妈)与tuhao(土豪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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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编辑：何莹莹）